一、征管法及刑法惩罚虚开的原因

财务界都知道“增值税发票虚开”是高压线，闻之则色变。触碰这道高压线的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巨大的行政和刑事责任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都对“虚开”做了定义，列明四种情形下的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为他人虚开和介绍虚开。增值税是分税制改革的产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几起涉及税务机关在内的增值税大案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征管法作为国家维持税收征管秩序的重要法律，其所规定的虚开行为必然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而虚开行为作为发票犯罪在刑法中被列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大类中。显然，征管法是前置，刑法是维护征管秩序最后的屏障。也就是说达到刑事责任的程度必然已经违反了征管法，但是按照征管法作相应处罚并不意味着纳税人刑事责任的免除。

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导致虚开犯罪被列为行为犯，即明知且故意实施即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然而行为犯打击面过大，倘若纳税人仅仅虚开了几张发票，发票的下游没有抵扣（或者认证），从增值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形其实并没有侵犯我国的税收征管秩序。而如果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是目的犯，则更好地遵循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但对于犯罪动机与犯罪结果的认定则需要全面获得客观、合法、关联的证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刑终321号刑事判决书指出：被告人项某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进项税抵扣和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刑再2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当事人崔某找人代开没有骗税目的，且金额不大，故判决崔某无罪。

二、虚开可能涉及的主要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 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对于不以减少增值税为目的的对开、环开、变票环开的情形不宜定性为虚开。《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200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则直接指出：“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该指导意见更好地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两阶层体系：客观违法，主观不需要谴责）。

需要指出的是承担刑事责任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行政责任，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同时，行政责任的承担也不意味着刑事责任的免除。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罪数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采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成本，则同时构成逃避税款罪，侵犯了两个法益，此时不应竞合而应当数罪并罚。此外，在现有司法判例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未发现为自己虚开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判例。但如果发票能够认定为不合规取得或者善意取得后拒绝补交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金，还是存在按照逃避税款罪处理的可能性。（详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刑初161号判决书）。

当然，即使税务稽查局认定当事人取得的发票为善意取得，也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会直接采纳税务机关的结论。笔者对山西省永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9）晋0881刑初65号】做了研读，发现：虽然永济市国家税务稽查局经审理委员会集体表决，认为安胜公司对涉案的40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善意取得。但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曹某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主观上是明知的。故对该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善意取得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三、企业取得虚开专用发票的应对

（一）行政责任的应对

1.自证善意取得（交易真实，不清楚发票来源）

从司法机关部分判例来看，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具备两个要件：其一，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且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其二，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部分法院对于善意虚开的主要判定文件来自于国税发〔2000〕年187号文。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于善意取得的解释直接引用了187号文。【（2015）信终字第341号】

2.主动补缴，损失最小化

企业无论是善意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已经抵扣，最稳妥的办法是进项税转出或者主动申报补税，否则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将放大，不能寄希望于按照“未按规定取得发票”罚款了事。罚款不能免除纳税人补缴税款的义务，当然，如果业务真实，企业可以考虑换开票重新取得合规发票。

3.行政复议或诉讼维权

税务部门如果对于资金回流认识产生“执念”容易导致执法风险。纳税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为善意取得，则可能采用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对征税行为或者税务行政处罚进行维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葫芦岛市税务稽查局再审行政裁定书【（2020）辽行申767号】直接驳回了稽查局的再审申请，通篇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税务局无法举证，而受票方的举证不足以达到法院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基本要求，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稽查局只能承担不被法院支持其行政处罚行为的后果。

（二）刑事责任的应对

笔者通过对虚开发票案例的研读，发现虚开的刑事辩护应对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三性”的质证及有利于证明真实交易（合理商业模式）证据的提交

一般情况下，公诉人提交涉及虚开的证据主要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辩护人在质证环节可以从证据的“三性”启动质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证真实交易的存在（三流合一，符合商业逻辑），提请公诉人提交证据证明纳税人是明知销货方取得的发票是非法取得的。其次对公诉方提出票点的存在性进行质证。最后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虚开金额的认定，需要针对检方认为的虚开金额从学理和法理上阐明其本质不是虚开（如确实属实）。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刑二终字第00150号刑事判决书，一审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而二审法院不采纳。

2.发票接受方为善意取得或主客观一致逻辑不构成犯罪

主观上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没有犯罪事实，不应认定为犯罪。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1刑终229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被告某某不具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特征，其取得发票适用国税发〔2000〕年187号所述善意取得的情况，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刑终113号刑事判决书：为融资目的虚开且未导致国家税款损失，证据不足以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3.争取酌定不诉

酌定不诉，是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从现有司法判例来看，虚开税款在15-40万之间或者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可以酌情不诉。具体判例见【灌检二部刑不诉〔2020〕42号】、乐清市检察院【乐检公诉刑不诉〔2019〕23号】、太仓市检察院【太检诉刑不诉〔2019〕16号】、【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连云检刑不诉〔2021〕11号）】、【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沪青检三部刑不诉〔2020〕45号）】

四、总结与延伸

1.对开、环开及融资以外合理商业目的的自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其他刑事的虚开都将面临重大风险，企业在进行商务架构的安排时不是与税务部门沟通就可以，或者认为税务部门已经处罚过便没有刑事责任风险，这些都是增值税虚开的认识误区。

2.资金“回流”是司法机关认定需要的重要情节，但是什么是资金回流？法律上没有定义，实际操作层面多以专业机构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部分为审计报告或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参考，但各机构对于回流的统计方法不尽相同。具体认定办法尚需要最高法、最高检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结合资金流向进行制定。

3.此外，司法判例中对于虚开金额的认定，不同法院对于不同的虚开情形可能会有差异，由此可能导致对开票方和受票方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否具有合理性产生争议。至少有法官认为接受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在虚开金额上不适合重复计算。（2022苏刑终39号）此外，受票如果已经抵扣，但是形成留抵税额，是否已经完成虚开？这些问题在实务判例中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从法理上加以明确，即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到底采用行为犯、目的犯，还是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理论构造来指导司法实践？以上问题都需要在行政、司法实践中逐步探求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作者：中汇江苏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 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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